火的試煉

　　1955年，正當我們一家人仍然被疾病糾纏的無法脫身時，一場無情的風暴又向我們迎面擊來。

　　大約是在1955年的春夏之交，全國展開了「肅清反革命運動」。各階層中被共產黨認為不可靠的人，或是與以前的政府有過關係的人，都紛紛被捕入獄。就在這個運動的名義下，政府在教會內也拘捕了北京的王明道先生，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的一群負責同工，另外還有全國各地一大批愛主的教會領袖，被神重用、被聖徒愛戴的傳道人，似乎被一網打盡了。一時之間，全國被恐怖所籠罩，人心震動，驚慄萬狀。

　　共產黨這樣大規模的逼迫教會，是我從未料到的。尤其使我驚懼的是，在上海聚會被捕的同工中，竟有一位是我熟習的X弟兄。他與我有許多相似之處，例如同是大學畢業後奉獻的，在同一間神學院受造就，又是同班同學；在工作上，我們都對青少年學生有負擔；更妙的是，我們兩人都是肺病患者。與他不同的只是，不在同一個地方工作而已。因為有以上種種的相同點，所以在神學院同窗的時候，以及剛從神學院畢業後的那一段時間中，他與我常有交通與往來。但是後來幾年，因為各人都忙於應付自己的工作和家庭，再加上我患了肺病，彼此的來往也就中斷了。如今，他竟因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逮，這是我所始料未及的。但是，對於自己的命運，我仍然存著僥倖的心理，以為自己決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危險。因為一方面，我患肺病已有好幾年，在教會工作上，根本沒有什麼活動；另一方面，從解放以來，我就盡力響應政府的號召，積極參加生產勞動；再者，從我過去的背景之中，他們也不難發現，我一貫是「循規蹈矩」的人；至于我的思想，原來也是傾向於「進步」的。我想，中共總不會怕這麼一個又病、又無才能、又順從(或可說是傾向他們)的小人物吧。然而，在那社會中所發生的許多事，卻不是可以憑常理解釋得通的。不久之後，我所認為的那些「合情合理」的安全保障，都被無情地打得粉碎，逼迫的大錘也向我迎頭擊打下來。

　　一天下午，我正在神學院門前散步，忽然看見有兩部警車向院方開來。在門口停下後，從車中跳下好幾個穿便裝的警察，為首的人一知道我是院方的老師，立刻厲聲說：「我們奉命前來逮捕一位匿居在你們這裡的反革命份子張XX 。」他們一邊說一邊就進入院內，似乎對我們神學院的地理非常熟習。不一會就從廚房中抓到張XX，並且將他兩手銬鎖，由三個人押著上了車，剎時之間絕塵而去。留下的兩個幹部也立刻進入辦公室，將我們三個負責人召到前面，大大的訓斥一番：

　　「反革命的張XX，在國民黨時代曾任安徽某地警察局長，他曾殺害九條人命，我們尋求他的下落已有數年之久，原來竟藏在你們這裡！你們打著宗教團體的招牌，但事實上，卻是反革命份子的製造所和防空洞。政府決不允許你們這樣無法無天下去，從今天起，你們必須停課，全院的老師和學生也一律要展開政治學習，我們要派五位同志住在你們中間幫助你們。至於你們的前途如何，就看這個期間你們自己對黨的政策反應如何來決定了。」

　　果然，五個幹部立刻來到。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遽變，使全院的師生頓時亂成一團，人人成了將宰的羔羊，任憑他們宰割。

　　學習一開始，幹部們立刻將師生隔離，這樣不僅可以達到孤立老師的目的，又可以離間師生間的感情。幹部們時時與學生開會，他們不是以花言巧語迷惑青年人，使之相信政府關心愛護他們；便是千方百計地恐嚇他們，使他們覺得再繼續跟著老師走，必會被新社會棄絕，走向死亡的結局。所以沒有幾天，學生的態度便大大改變了：比較持重的學生不敢親近老師，思想比較簡單的學生，則開始敵視老師。逐漸地，鬥爭老師的氣氛越來越明顯了。

　　此時，我的病仍未痊愈，所以經常臥在床上，很少外出。但是有一天，一位幹部進入我的房中，吩咐我起來，要我與大家一同去聽上海宗教事務局局長的報告。我推辭說，「我患肺病已許久，醫生要我靜臥休養，所以我不能去。」「你不能去也得去，我非得要你去！」他竟無理的發起怒來。 我無可奈何地從床上起來，隨著全院的師生一齊去了，心中暗想，我一定無法躲避這次災難了。

　　原來這次報告，是針對著最近逮捕了教會的領袖而發動的，由上海宗教事務局局長親自出馬，向基督教界說明真相。會場就是借用上海眾教會中容量最大的「南陽路基督徒聚會處」，這個會所足足可容納三千多人。我們到那一看，到處擠滿了人，各教會的教牧人員，長老執事以及一些信徒領袖都被召了來。大家的面凝重，即使是熟悉的人見面也只是默然相對而已。

　　大會開始，局長開始講話了。他那天講話的內容如今仍能依稀記得一些，大意如下：

　　「政府最近在基督教界逮捕了一些人，也許有人因此以為，共產黨開始迫害基督徒了。我們的憲法明文規定，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。憲法是不能改的，因此，有信仰自由就是有信仰自由，過去是如此，現在是如此，將來仍是如此。但是，政府卻決不允許任何人，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。到底最近在基督教裡逮捕的這些人，是宗教份子呢，或是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反革命份子呢？今天請你們來聽聽他們自己的口供錄音，然後請你們自己判斷吧！」

　　「第一位我們要播放的，是反革命份子XXX的口供，他的坦白比較徹底，政府將會根據『坦白從寬』的政策，從輕發落他。」

　　原來局長所說的這位XXX，就是我以上所說的那一位神學院同學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怎麼會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份子！因此我當然要更加全神貫注的聽他的口供了。果然，錄音機傳出他的聲音：

　　「我叫XXX，我是一位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反革命份子，並且我還有一個反革命集團，其中的成員包括有焦源濂，XXX……等人。」

　　他不僅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份子，還誣供我是他反革命集團中的第一員大將。這真是晴天霹靂，頓時打得我天旋地轉，以致以後他供認些什麼我都聽不見了。這時，只見四周圍坐的同工和同學，個個變了臉色，而那些參雜在我們中間的幹部，也都向我轉過臉來，目中射出凶光，臉上顯出可怕的冷笑。

　　約有三個小時的大會終於在恐怖和驚惶中過去。散會時，所有的同學都紛紛躲避我，好像我已成了一個全身長滿了大麻瘋的病人。我深深地被感到被人群遺棄的滋味，是何等地孤單和悲哀！只有藉著禱告，拖著軟弱的腿，獨自一人慢慢地回到家中。

　　回到家後，立刻向妻述說這個凶信。我們深信大難必會臨頭，因此不但一起禱告，求主給我們力量去迎接它，也互相勸勉，在任何壓力之下，決不為了保全自己而胡言亂語地陷害別人。

　　院內的氣氛比從前更加緊張了。另外一位比我年長的同工，已被幹部從家中拉了出來，將他禁閉在女生宿舍的一間小房間，要他隔離反省，坦白交待出自己的罪行。不久就傳出，他也寫了坦白書，甚至承認自己是「帝國主義者」畢教士（從前的神學院院長，一位美國女宣教師）所派遣的特務份子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也將我的名字列在所謂特務份子之內。接二連三，我被控告了這麼嚴重的罪名，中共的幹部怎麼會輕易的將我放過。所以一兩天後，他們終於也將我從床上拉起來，把我關在小小的圖書館內，命令我檢討自己。

　　年青的學生們看見情勢急轉直下，兩個老師都被關了起來，又加上幹部們竭力地恐嚇和煽動，以致大多數的學生都「革命情緒高漲」起來，紛紛揭發院方的黑暗，又控訴老師的反動罪行和言論。主內的親密關系，師生的情形似乎在頃刻間被破壞無遺。（事實上，大多數青年學生是受嚇被騙，才會一時軟弱至此。然而主裡生命相連的關係是無人能破壞的，因此，這些青年學生後來大多仍是回轉過來；其中有些最近且恢復通信，並且得知他們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，仍熱心傳道。）

　　我被隔離在斗室之中，經常由兩位女學生在門外把守：一面禁止任何人與我接近，一面隨時將我的一舉一動報告給幹部。幹部命令我寫坦白書，必須將自己從八歲起的生活、言行、親戚和朋友都詳細地交付清楚，並且還要加以分析和批判。有時幹部會突然把我帶去他們的辦公室，嚴厲的審問，或是拍桌指鼻的大罵。我所寫的「坦白書」一次又一次地被退了回來，因為他們認為我交代不夠徹底，批判也不深刻。我的內心除了恐懼和感到冤屈之外，逐漸也萌發出憤怒和報復的情緒。我實在想不通，究竟我犯了什麼罪？我不僅從來不會反對過他們，實際上從我學生時代起，甚至到了後來成為傳道人後，也一貫地同情和擁護他們的理想，又盡量在我信仰之內，用實際的行動來順從他們的領導。但是，為什麼他們如今對我如此殘忍、如此無理？

　　自我患肺病以來，胃口一直不佳，晚間時時失眠。被關入斗室後，不食不眠的情況更加嚴重。每當夜深人靜，眾人都進入夢鄉時，更是轉側床上，百感交集，思潮洶湧。這時那惡者撒旦便趁虛而入，催使我挺而走險，趁深夜眾人安睡無備，悄悄地起來將廚房中的大菜刀拿出來，將這些幹部斬死，然後自戕，大家同歸於盡。好幾夜，這個思想一直出現，但是當我一想到神，就立刻發現這是何等重大的罪，我的信心和愛心是何等膚淺，不禁滿心羞愧。一面立刻驅除這個惡念，一面求主赦免，並給我力量承擔一切的苦難。這件事，至今我回想起來，仍不免捏一把冷汗。

　　在我所寫的那些坦白書中，我始終堅持自己雖有反對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思想，這是因為我的信仰所帶給我自然有的意識反應，但是我卻決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反革命份子，更沒有什麼反革命集團的存在。這些幹部也曾恐嚇我妻，盼望能從她口中，得到一些我的罪狀，或驅使她來苦勸我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和其他根本沒有的罪狀。但是我妻洞悉他們的詭計，勇敢地向他們宣告，他沒有任何政治問題，這是我深知道的。我們曾互勉，要誠實的對待這個運動，若是我們真有問題，就當徹底交代並悔改；若是沒有問題，決不望風捕影地亂說。因此，經過了一個多月的鬥爭和學習，他們終於宣告我無罪，將我放了出來。但是神學院卻被宣告為「反動團體」，立時封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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